袁劲梅          
          

孩子和妈妈

有一天下雪，刚下过就出了太阳。雪很柔软，太阳也不热烈。旱桥下没有水，但是桥洞依然固执地拱着。桥头有一棵石榴树，弯弯的枝杈上托着无数个雪朵儿，每一朵都是笑着的。 

我在这样一个有雪和太阳的中午从学校回家。那座旱桥就在我们家门口不远。我远远地看见白色的桥顶上，有个穿蓝花棉裤的小孩在跺着小脚踩雪。小孩穿着白毛衣，没穿棉袄，蓝花棉裤是背带裤，被两颗大大的红纽扣很神气地吊住。我向旱桥走去．心里说：这个小孩真漂亮! 

等我走上旱桥，才发现这个穿蓝花棉裤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儿子。小儿子不到两岁，没想到他居然躲过外婆的眼睛，自己从家里跑出来玩雪了。 

后来，我常想到这个雪天．等我儿子大了一点，我就把这个“穿蓝花棉裤的小孩”的故事讲给他听：  “这下你知道了吧．你是很漂亮的小孩，真的。” 

我每天要向儿子表衷心．说：  “妈妈永远最喜欢你。”“你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小孩。”“大人都有缺点，就是我那个‘穿蓝花棉裤的小孩’没有缺点。”我的这些“甜言蜜语”，把我家这个小人儿鼓得昂首挺胸。 

其实我对自己能不能当好母亲是没有信心的，我总是犯错误，生活随意，不会买衣服，不会织毛衣。不过我那个“穿蓝花棉裤的小孩”却每天都很自信地当着好儿子。他四岁的时候随我到了美国夏威夷，我读哲学博士，是单身母亲。他就整天在一群哲学研究生里“鬼混”。小儿子信心十足，要给自己找一百个爸爸，还要再叫他妈(就是我)给他生一百个弟弟，全是弟弟。我一口答应，又硬给他加上了一个妹妹，算起来我要生一百零一个儿女。我儿子对我们两个人创造的大家族还不满意。在外公去世之后，他就一心想把圣诞老人介绍给外婆，这样他就可以得到很多玩具。他外婆凡事严肃认真，没有幽默感，断然拒绝了小外孙给她做的大媒，说：“你这个小混球，居然拿了外婆去换玩具!。” 

小孩子的世界是童话，干吗要把大人世界的规矩早早地教给小孩?教小孩子竞争、奋斗、说大人话、讨好师长，是教小孩子怎么变成生活的“工具”。那还不如教小孩子去寻找“美”，让他成为会品味生活的“人”。 

我那时是个穷学生，什么都没有。不过，这没有关系，我和我的“穿蓝花棉裤的小孩”可以一起编童话呀。我们的童话可以编得很大，很美，很滑稽。童话里是什么都可以有的。我对儿子说：  “世界上有两种富裕，一种是有钱的富裕；另一种是智慧的富裕。有第一种富裕，可以让你用完你的一生；有第二种富裕．可以让你检验你的一生。你妈很聪明，你也很聪明，我们有第二种富裕。” 

在这样的童话里，世界有着很好的分工。当成人关心股票市场涨落的时候，儿童关心着星空。我家这个“穿蓝花棉裤的小孩”第一个愿望就是当宇航员，去访问那些飘浮在无垠里的“贝壳小人”——星星，搞清它们为什么总是闪个不停。 

孩子和爸爸们 

儿子宇航员当了几天，突然又要当画家，画了一天的画，画的人居然是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他画维特根斯坦，这让我很高兴。漂亮人当演员，丑人当哲学家，前者是人生的表现，后者是人生的骨髓。小儿子能在哲学系墙上那一溜陌生的丑哲学家照片中，选出这个漂亮的来画，这让我觉得有一点像算命的预兆，就像过去，村庄里的老人让小孩子抓周一样。抓着笔墨的，将来为仕；抓到铜钱的，将来发财；抓住胭脂的．将来好色；抓住土豆的，将来种田……儿子抓到了维特根斯坦，将来恐怕是既有美的表现，又有真的骨髓吧。 

遗憾得很，儿子才当了两天宇航员．三天小画家、数理天文、艺术欣赏，一一天分初露，却突然“投笔从戎”，一心要当救火员。我对孩子的合理要求，一向有求必应。但救灾救火这样的事情我是不能满足他的。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就把遗憾告诉了他的“爸爸一号”。这位“爸爸一号”是他那一百个爸爸之中的一号种子选手。黑头发，爱尔兰和意大利人混血，是我哲学系的同学。“爸爸一号”说：“小孩子要做服务了，我带他去就是。” 

于是．小儿子就得了一份工作，倒不是救灾救火，但和“救”字有点联系。是每个周末到城里所有电影院去检查厕所。如有马桶漏水或堵塞，立刻报警抢修。这样的事“爸爸一号”带着小儿子兢兢业业做了一年。这期间，儿子又看中了“爸爸二号”。 

“爸爸二号”也是我的同学。这个同学可不是一般的哲学博士。他是全美滑雪冠军。“爸爸二号”人高马大，见什么吃什么，健壮如牛。他和儿子的交情始于比萨饼回收。儿子花了两块钱，买了一个比萨饼，在我们研究生的休息室吃。把中间吃了，留下四根硬饼边放在盒子里不吃了。见人来就摇着盒子说：“卖面包棍子，一块钱一根。”“爸爸二号”来了，把四根饼边都买走吃了。儿子得了四块钱。第二天，又买了一个比萨饼。吃了中心，再继续卖四根饼边。依然一块钱一根，毫不降价。我看着不像话，对他说：“不准卖了。自己吃剩下的东西还卖，这不是投机倒把吗?”儿子说：“怎么不能卖? ‘旧物回收’卖的不都是用过的东西吗?这是公平买卖。” 

儿子和“爸爸二号”的生意旷日持久，越做越大。不久，儿子的生意挣到了三十块钱。“爸爸二号”带着他把钱捐给了“儿童癌症中心”。“爸爸二号”见人就说：  “我们这个小孩子很会募捐。”儿子回来后．又找了七十本他自己看过的小人书，捐给了宋庆龄儿童基金会的希望工程。他说：“亨尼(“爸爸二号”的名字)说，他很健康，就希望生病的孩子都健康。” 

“爸爸三号”是儿子的铁哥们。棕色头发，蓝眼睛，个子不高，却既喜欢冲浪，又喜欢打篮球。他在亨尼毕业之后，代替了“爸爸二号”的位置。亨尼把自己的大冲浪板给了“爸爸三号”。“爸爸三号”就把自己的小冲浪板给了儿子。“爸爸三号”拖着大冲浪板在沙滩上走。儿子拖着小冲浪板跟在后面追。“爸爸三号”嫌儿子走得慢，就把儿子扛在肩上．一边夹一个冲浪板。背后背一个大背包，向海边走去，结果被当地报纸记者拍了一张照片登了出来，题目叫《辛苦的爸爸》。 

“辛苦的爸爸”每个周末都把儿子接走，跟他的两条大狗睡。儿子每次回来，头上都多了一些狗味。有一次回来，不仅多了狗味，还带回来一本大书。儿子一声不响，趴在厨房里看。过了一会儿，突然臭气冲天，我跑到厨房一看，儿子把臭袜子、、酸奶酪、烂葡萄、臭骨头、狗食、鱼食、死蟑螂放在一个大锅里煮，旁边放着那本“爸爸三号”给的大书，书名叫《科学试验：怎样制造臭味》。儿子制造的臭味非常成功．三天内我和他都臭烘烘的。 

儿子给自己找的这些爸爸，个个都很爱他。他们把儿子的身高画在哲学系办公室的门后，还标上日期。有的时候。某一个爸爸粗心，没量好。儿子不但没长，还缩了，儿子就会很着急。天天打篮球。于是，某个爸爸就会带他到镇上参加镇篮球队联赛，打季节赛。儿子参加的队都是常败将军。有时，打了十场输了九场，但最后一场赢了。于是一举定乾坤。就像场场都赢一样。美国的儿童队裁判也很大方，十个队，不管输赢，队队得一个金杯回来。儿子转了一圈，从要当宇航员转到了要当篮球运动员。所有的爸爸对这一点都大为支持．不是这个陪他练球．就是那个陪他练球，还让他混到哲学系研究生球队里和哲学系的教授队打比赛。那意思明显是让教授们一把，居然还是赢。跟着一群人高马大的“爸爸们”胜利归来，儿子就像成了迈克尔·乔丹。我对他抓周抓到的那个“美”和“真”的大好前途的期望．到这时候，就只能具体化成两个字：“健康。” 

孩子长大了 

儿子在夏威夷长到十一岁，忘记了雪是什么样的。夏威夷人在每年圣诞节前后会从美国本土运一飞机雪来．放在广场上让小孩子玩。等雪到了广场上．已经成了小冰粒。儿子去玩了一次，回来说：  “那不是雪，是刨冰。不能堆雪人，只能做冰冻果汁。” 

儿子对雪的好奇心很大，他又问一个从犹他州来的孩子。雪是什么样子。犹他州来的孩子说：  “雪能让人烦死。”后来，因为我的工作，我们搬到了有很多雪的伊利湖边。儿子在对雪的一阵狂热之后．突然懂得了“雪能让人烦死”原来是个真理。下雪了．白茫茫一片，花没有了，草没有了，不能玩，不能打篮球，哪里也不能去…… 

那个周末．雪下个没完．让人百无聊赖。我们家附近有一所高中正在给高中毕业生考SAT大学联考。我说：“儿子，你实在想出去玩，就到那个中学里去玩吧。跟人家要份卷子做做，一个上午就过完了。”于是，儿子就去了。在考场临时签了个名，要了一份卷子做了。那时他六年级，还没上初中，当然和大学没关系。填成绩往哪几所大学送的时候，考场的人建议他，就送到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天才儿童中心”吧。 

因为这次考试，不久，儿子收到了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天才儿童中心”给的五百美元奖学金。那奖学金可以让他到附近大学去任选一门课上。儿子这下非常后悔，为什么要去考那个试呢?这不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还得到大学去上一学期课，玩的时间没了。那时，儿子已经有了“爸爸X号”，他的“爸爸X号”连哄带劝，把他带到大学去办学生证。儿子坐在相机前等照相师拍照，照相师说：“小孩子，你站起来，让你爸坐在那里拍照。”“爸爸X号”赶快解释：“来上学的是他，不是我。”照相师很吃惊。儿子却难为情得无地自容。 

因为那五百美元奖学金，儿子硬着头皮在大学里选了一门《微分学》。第一门大学课程，儿子得了“A”。第二学期，“天才儿童中心”又送来五百美元，儿子又选了一门《大学几何》，又得了“A”。 

2001年，美国著名的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天才儿童中心”第一次在全美中学生中选择天才儿童。从八年级开始给他们Jack  Kent Cooke全额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数额高、年限长，被选中的孩子可以用此奖学金一直读完博士，全额可达三十万美元。在中学期间，每个孩子还有一位天才儿童中心的指导教师指导他们选课和做社区服务。第一年，在全美同有三十五个幸运聪明的孩子被选中了，儿子是这三十五名幸运儿之一。当时，这些孩子的名字不对公众公开，因为“天才儿童中心”认为，新闻媒体的介入会干扰这些孩子的成长，让他们以为自己与众不同。所以儿子一切如旧，和任何一个孩子一样。去滑冰、去钓鱼、去考狩猎证。 

八年级(相当于国内初二)的第一年夏天，这三十五个十二三岁的小学者被召集到华盛顿开会，参加夏季训练班，集中学习了两个星期。儿子回来之后，我问他：你们都学了些什么东西?他说：我们学了十天的美国《宪法》。老师都是美国著名的大律师和法律教授。我问他有意思吗?他说：很枯燥。我又问他：为什么要叫这群聪明孩子学《宪法》?他说：老师说，现在的很多领袖、议员不懂《宪法》，所以做不尊重《宪法》的事；等他们长大了，他们要当了领袖，就要当懂《宪法》的领袖。 

因为有JKC奖学金，儿子上了一所很好的男生私立中学。他的选课、夏令营、课外音乐训练、出国学习、参加竞赛，都由他在“天才儿童中心”的指导教师安排。除了上课、打篮球外，他和几个要好的小哥们每周至少有一天要到贫困收容所为无家可归者服务，或到残疾儿童医院去陪残疾儿童做游戏。 

突然有一天，儿子向我宣布，他是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不喜欢美国社会的不平等。他说：“如果一百个穷人的孩子中有五十个是智慧富人，一百个富人的孩子中也有五十个是智慧富人，为什么上哈佛、斯坦福这些顶尖大学的学生不是一半穷人孩子一半富人孩子，而是大部分富人孩子．只有少数穷人孩子?这是不平等的。”

这让我很吃惊。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的那个“穿蓝花棉裤的小孩”长大了。一百个弟弟加一个妹妹的家庭对他来说也是太小了．他要管社会上的事了。 

后来，儿子在十一年级(相当于国内高二)的时候被斯坦福大学提前录取了。专业，他想来想去，又回到了儿时的第一个兴趣：天体物理。这下子，他真要成为少有的几个还关心星空的成年人了。他的高考，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并不是一件天塌地裂的事。不过儿子写给斯坦福大学的作文倒是让我很感动。他说：我小的时候，是在一群聪明而贫穷的哲学宰中长太的。这群哲学家，有的光头，有的戴眼镜。我经常听他们很认真地讲什么是“幸福”。我妈妈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没有钱给我买玩具。有一年过圣诞节，我给圣诞老人写了一封信，说我很想要一盒有九十二种颜色的蜡笔。在圣诞节的早上，我看见我们家那棵小小的圣诞树下，放着一盒九十二种颜色的蜡笔。看到那盒蜡笔的时候，我真幸福。我的小朋友有三十六种颜色的，有五十六种颜色的。但我的这盒是九十二种颜色的。在那个时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高级的玩具能让我比得到这盒蜡笔更幸福。如果，很小的东西能够带来很大的幸福的话，那么幸福一定不是和物质的多少必然相关的。 

关于这盒蜡笔的事，我已经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不知是我自己还是他的哪号爸爸给他买了这盒让他读懂“幸福”的蜡笔。我感激那盒蜡笔，让他看到九十二种颜色的幸福。 

儿子离家上大学之前，我把他小时候穿的那条蓝花棉裤找了出来，给他看。那条蓝花棉裤小得装不下他一只胳膊了。儿子就笑，说：“这是我穿过的吗?”

在那个时候，我对他的所有期望突然变得非常简单，不过就是：快乐，健康，博爱。